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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封建后期明清两代所制定的《明会典》和《清会典》，已经充分显示了行政法规内容的丰富。

在这一个时期，法律思想也是特别发达。德国法律学者斯丹姆勒也说:法律实质是为社会生活的法律规范，和适合人类社会的需要，及发挥人类的本能，不啻是社会革命的方法"。

听讼吾由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!《中庸》: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其人存，则其政举;其人亡，则其政息。试取相较，而得失之数可以证厥是非。郑注谓，其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一百里。又曰:圣人化性而起伪，伪起于性，而生礼义，礼义生而制法度。《噬嗑·初九》云:履校、灭趾，无咎。

《春秋·元命苞》:尧得皋陶，聘为大理，舜时为士师。必须做到这样，法律才算尽到了它应尽的职能。《左》昭五年，鲁昭公如晋，自郊劳至于赠贿，无失礼，晋侯谓大叔齐曰:鲁侯不亦善于礼乎?对曰:鲁侯焉知礼?……是仪也，不可谓礼!《左》昭二十五年，子大叔见赵简子，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，对曰是仪也，非礼也!礼与仪实各有其界限，不可为混。

第旧日之传统思想既失效用，新法学之中心观念又未确成，有时竟不免纯以罗马法系之精神是宗，如旧日民草《物权编》部分抄袭德法，为《土地债务》之规定，即是一例。他如法家大师韩非，仍为荀卿之弟子，其说受自儒家者当亦不少。若夫吉服以别贵族，丧服以别亲疏，宗亲之服为重，外亲之服为轻，此从丧礼方面得为亲属关系之探索者。其次并应研究吾国固有法系之制度及思想，所以然者，中华民族受中国法系下之法律的支配，已数千年，纵其制度及思想在今日评价上，有所贬落，顾国民之精神曾与其息息相关，即不容绝对漠视之。

由于特别重视人治之结果，帝王将相之为治也，一切只须合乎礼、据于德、依于仁，皆可依意为之，固不必有法可循。盖唐律集前代各律之大成，且其内容最合于礼，法家久归衰微，儒家更无庸再为主张，自此以后，虽儒家法学亦不振矣。

不过后世成文法典渐备，礼之明示者兼归于所谓令典之内耳。《论语》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，《盛德》刑罚之所从生有源，不务塞其源而务刑杀之，是为民设陷以贼之是也。然则儒家思想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，究竟若何乎?略如下述:二、儒家法学之内容儒家思想高远宏深，或非片言可决。南渡以后，国势日蹙，儒家益以性理之探讨为志，以《语录》之著作是务，不惟律学归于衰落，即《唐志》所录古律数十种，至宋皆佚，并此治律之工具亦不存焉。

故不重视政刑，惟以礼德致之。徒善固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亦不能以自行焉。即，所赖以为贵族之规范者唯礼，而与压迫农民及异族之兵刑对立。[[11]] 应为罕用刑法[[12]] 指《礼记·缁衣》[[13]] 原文误为与"。

即知律家衰由是而起，儒家自不必再于解律方面争其胜负焉。隋开皇律一宗北齐，大业律一宗北周，至唐始斥北周律而承北齐律之续，长孙无忌并奉敕而撰《疏议》，人更莫能置议一辞，沿其所定而遵守之，即为已足，故律家不再兴也。

故如孟子所谓天子讨而不伐，诸侯伐而不讨《周礼》所谓大司马以九伐之法正邦国，依古义言之，皆属大刑;与所谓正邦国之礼，正自对立。况在往昔，一般人民毫无守法之习惯，即欲纯然以法为治，若徙木立信之类，终非探本清源之道。

如贼罪在律颇轻，而历代开国之君以整饬官纪培养廉耻为急，多重治之，往往弃市，均然。因之,《孔子家语》载:冉有问于孔子曰:‘古者三皇三帝不用五刑，信乎?孔子曰:'圣人之设防，贵其不犯也，制五刑而不用，所以为至治。当时最使礼与律相合而为一者，莫若依经义折狱一事。吾人于此，欲研究礼之纯质，亦惟有将礼之仪暂置不论，所应重视者乃礼之义而已!至于所谓德，所谓信，为道德方面之名词，与礼亦有很重要关系。史称魏李悝撰次诸国法，著《法经》六篇，此之《法经》云云，实刑典之称，其视法与今日之义相当者，法家有是主张，儒家不以为然也。礼之兴也以政，当创于周，盖自封建制度兴，礼遂一变而为划分封建的等级制之标准。

[[10]]在儒家视之，大刑用甲兵正为此耳，是故礼者禁于将然之前，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。盖准君主得以例乱律，人民皆无置喙余地，法令之属自非视为要端，其微可知矣。

以上系就刑之意义、起源及变迁而略论之，吾人欲采知儒家法学之礼刑合一思想，不可不先知也。于是法学之盛久难再见，律学之兴盛成过去，所存者仅律例之比附，由舞文弄法之刑名恶幕主持已耳。

据上以观，可知儒家之所谓礼，实即法之变称，故认为安上治民，莫善于礼，而诸侯无归，礼以为归，尽国内公私法与国际法而适用之矣。虽宣帝以汉家自有制度，持刑甚重，然仍未否认以王杂霸也。

然谈洋务者，对于法律并无若何建树;谈时务者虽宗公羊学派欲遂其小康世，第与异族谋太平，宜其不成。此种保育政策，完全基于礼治、人治，诚非现代所尚，然往昔人民休养于此政策下，就一般情形而论，其所享之自由较诸欧洲古代殊为远过。魏受汉禅，下诏律解但用郑氏章句，不得杂用余家;并设律博士转相教授，而丁仪等亦为先礼后刑之主张;儒家法学在当时律家尚盛时，仍占优势。庚子以后，二次变法，旧派对法仍囿于儒家传统见解，以明刑弼教为说，而未作进一步之研究，以应时代之潮流;致与新派之争辩甚著一时，事之经过不远，固不必详及之也。

则以与现代国际法之精神相合，而仍以礼作为是非判断之权衡。《尚书，吕刑》云苗民弗用灵，制以刑，惟作[[7]]五虐之刑曰法，杀戮无辜，爰始淫为劓、刖、豚、黥即其一证。

有时虽禁止人臣之故纵不直，或设以违法审判之笞，但无论如何，帝王始终得以意而曲法。唐时即使律义归于一统，且惟帝王之敕，化为格、式，得以乱律至宋之世君权更张，并置帝王命令之敕于律之上，且有官家之指挥，以补其不足。

不过儒家却主张刑以治邪，而其最高理想终以罕用刑措[[11]]为贵。此外，若郑昌之反对置廷平，而认为删定律令，或可免狱吏之苛酷为务;桓谭之请令通习义礼明习法律者，校定科比，一其法度;均不能谓与儒家思想无关。

此种情形直至清末，屡受外患之逼，始见转机。于是凡律之所禁，必为礼之所不容;礼之所许，亦必为律之所不禁。倘专务刑而不重礼，无异不教而使民战，是谓弃之之类。然自太祖一手订律之后，虽子孙莫敢为议，士庶可知，则儒家之论法立学尤难望其承汉魏之旧。

盖认为律以著法，所以裁制群情，断定诸罪，亦犹六律正度量衡也，故制刑之书，以律名焉。[[5]] 原文误为淫僻之道。

故《左》哀二十一年武仲之言曰:上之所为，民之归也;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，是以加刑罚焉，而莫敢不惩;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，乃可禁乎?课在上者以行仁政之责，贤暴由是而分也，因之国将亡必多制，徒以禁民之为而不禁己之为，贤君所不取焉。如子挝登闻鼓请代父罪，妇伏阙上书请代夫命，往往以孝义可嘉而赦其罪。

虽然，关于中国法系之回顾，事类繁多，工作艰巨，既非少数人之力所能搜罗无遗，更非短篇论文所能阐述其要，姑就中国固有法系之主要思想略论之。故礼之在昔，乃一广义之法，尤以民事准绳非礼莫求也。